2015年5月24日，在第7届中国国际旅游商品展览会上，旅游厕所展品成为1大亮点。
剧变中的京城，新信息如喷泉，很多记者喜欢跑会场。而他和几个哥们儿却从1993年起，忙着“跑厕所”，调研“臭不可闻”的民生课题，着迷“公厕革命”，并将其定位为“文明工程”。
坐在北京广渠门大街90号4楼办公室，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履行会长兼《文明》杂志社长、“中国公厕研究第1人”娄晓琪，常想起当年在《北京日报》工作的时光。
“鼻子就是通往厕所的路”：“中国的美味佳肴享誉全球，中国的公共厕所却是臭名远扬”。上世纪8910年代，这些有关中国厕所的“流行语”曾让国人汗颜。娄晓琪记忆犹新。
从那时起，中国开始喊“厕所革命”，距今已30多年。这期间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，城市迅速扩大，新农村建设突飞猛进，但厕所这个小问题仍然在困扰着国人。
而今，伴随着习近平总书记两次提及农村的“厕所革命”和国家旅游局提倡的“旅游厕所革命”，“厕所革命”这个1度被遗忘的词，再1次强势回归人们的视野。
这1次，中国能否完成30年前已开始的“厕所革命”？能否找回被国人遗忘的“厕神”？
30年“厕所革命”，仍未完成
时间回到上世纪80年代。
那时，不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外国人，如厕这件事都是1个挑战。当时的厕所条件简陋，基本是无隔挡的集体上厕所模式，几堵围墙，1排蹲坑，臭气熏天。胡同巷子的人家共用1个厕所是常事，冬季尿液结冰，夏天臭味弥漫，附近居民戏称通往厕所之路为“尿尿路”。
《失“厕”》蒋跃新/作（新华社发）
当时外国人来中国上厕所的体验就是4个字——哭、笑、叫、跳。哭，恶臭让你泪流满面；笑，众人1起蹲坑，面面相觑；叫，夏日里厕坑里的蛆不停蠕动，让人惊叫；跳，脏水弥漫，立足之地甚小，跳跃着上厕所。即便这样，能及时遇上空位还是件荣幸的事，很多公厕外1到早晚高峰期都排着长龙。
为了解决这1为难，借助1990年亚运会举行的东风，北京展开了1场浩大的厕所整治行动，即“厕所革命”。据统计，从1984年到1989年，北京共新建、改建公厕1300多座，改建通下水道的溢流粪井1000个，扩大公厕面积1.6万平方米，增加坑位3300个，6000多座公厕基本上实现了水冲。全国很多地方也紧跟北京步伐，包括在广大农村，也积极推行符合当地环境的卫生厕所，比如山东的“3通沼气式”、河南“双瓮漏斗式”、辽宁的“4位1体6栅式”、宁夏的“双高式”、江苏的“3格式”厕所等，中国的厕所问题开始有了减缓。
而在国外，同期，菲律宾政府鼓励在城市建造带化粪池的水冲厕所，并在1982年至1990年分期实行农村厕所改进计划。1985年，基于日本著名旅游观光点没有公厕，或即便有公厕也龌龊得没法使用的状态，日本成立了著名的“日本公厕协会”。
到了上世纪90年代，城市扩大，人口增长，厕所仍然在拖后腿。
目击这1切的娄晓琪告知本报，虽然那时厕所问题凸显，大家却都不愿意谈这事，由于中国人自古只重饮食，而对“出口”之事却不怎样理睬。
这位长相年轻的北方汉子，28岁时就被朋友戏称为“掉厕所里的娄晓琪”，开始执着于厕所这个看似为难的问题。他开始找很多人去谈厕所问题，但大家反问他：厕所不臭哪臭啊？好像中国的厕所本就该如此。娄晓琪就继续问，那能不能让它不臭？1个清洁工回答说：不能啊，由于它设计不公道。
1语惊醒梦中人，娄晓琪忽然开了窍。中国的厕所历来没有斟酌过设计，人们普遍认为，“人民大会堂、军事博物馆需要设计，而厕所不需要”。更重要的是，厕所的建设没有任何计划和标准，这也就意味着没有甚么制度或法律法规作保障。“没有标准规定，也就不会有人想到这个问题，只有严重时才会有人提及。”娄晓琪无奈地摇头。
1993年3月，娄晓琪牵头的首都文明工程课题组，对北京长时间存在的公厕问题展开调研（详见本版文章《我所亲历的“厕所革命”》）。以往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公厕问题成为社会科学的计划研究课题，在中国是第1次，在世界也是罕见。他们发现了问题的关键——运作机制掣肘、经济发展水平制约、社会文明意识缺点和城市计划建设管理观念滞后，并在《北京日报》等媒体展开讨论，发起“首都城市公厕设计大赛”。
新世纪以后，中国城乡“如厕难，难于上青天”的状态已基本解决，根据国家卫计委统计，截至2014年，中国卫生厕所普及率已从1993的7.5%提高到了76.1%。但如娄晓琪所言，厕所仍然是我们基础设施的短板，关键是观念和意识问题。在很多城市，厕所建设还没有纳入城市计划环节且整体技术利用水平落后，卫生水平不高，水电耗费严重。而在广大农村，特别在北方农村，仍以搜集式旱厕为主，很多不合格、不卫生。另外，公民文明如厕的意识还有待提升，如厕不文明致使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时饱受诟病。
5千年文明，被遗忘的“厕神”
“厕所革命”虽然是最近30多年才提及的新词，但中国的厕所文化却渊源流长。5千年前，西安半坡村的氏族部落，不知谁刨了1个土坑，那就是中国最早的厕所。
有关厕所最早的书面记载出现在西周，《仪礼•既夕礼》曰：“隶人涅厕”，即奴隶挖坑厕，主人负责填满，循环往复。可能为了减少挖坑的频率，年龄时期，奴隶将坑挖得很深，1般“垣高102尺以上”。秦汉时期，厕所开始改进，出现了蹲式和坐式，划分男女厕所，两个左右并列，其中1个便坑前有尿槽，另外一个没有，尽显现代风格，而且还出现了最早的水冲坐式厕所。除花样多，为了既养猪又积肥，较为普遍的是厕所和猪圈并排而建。
到了更加开放和繁华的唐朝，有了专司厕所的宫庭官员“右校署令和丞”等。宋朝，厕所也跨界到商业范畴，由于农田施肥的需要，出现了专门经营“粪业”的人——“倾脚头”。
明末清初，城市公厕变多了，却开始收费了。清嘉庆年间，若想进公厕，“入者必酬1钱”，虽会附赠两片手纸，还有免费书籍供浏览，并广告此处乃“洁净毛（茅）房”，但很多人还是选择了“当道中便溺”。直至清代末年，朝廷开始制止随地便溺，使得上述情况稍有改良。
民间还有“厕神”的传说。“厕神”的源头，据传可以追溯到上古神话。而民间比较流行的“厕神”又名紫姑，来源于南朝宋刘敬叔的《异苑》。书中记载：紫姑是个美丽的小妾，但彪悍的正室对其羡慕妒忌恨，“每以秽事相次役”，使孱弱的紫姑终究劳死在厕所中。天帝怜悯这个可怜的姑娘，便以其去世地点封她为“厕神”。但“厕神”却是不管厕所的，而是“能占众事，卜未来蚕桑”。唐宋时期很盛行元宵时节“迎厕姑”，或许是由于以后的“当道中便溺”，使得紫姑无处降落，又不似日本的“厕神”管生育和发财，这个风俗逐步退出了元宵节的例行节目，“厕神”紫姑也逐步被国人所遗忘。
我们的“厕神”在殒落，西方却逐步用技术开启了19世纪的“厕所革命”：40年代，汉堡出现了用河水冲洗管道的下水系统；50年代，伦敦出现了世界上第1个抽水马桶的公厕。而那时的中国，紫禁城里根本不知世界还有抽水马桶这件事，只知道会有粪车从“后门”出没。中国农村的厕所基本就是“1个坑，两块砖，3尺土墙围4边”。
于2015年7月正式对外开放的浙江杭州城北体育公园1个4星级公厕。（资料图片）
未来：如何延续厕所文明？
中国有5千年的厕所文明，为什么如今会频现厕所问题？难道只因1个传说中的“厕神”被人淡忘就使厕所文明消失了吗？
“固然不是。中国是农耕社会，尊重农业生产是最基本的社会共鸣。过去皇上也是农民，也信奉肥水不流外人田，皇家的便溺也是要拉去郊区进行施肥。中国的农民，撒泡尿都得跑自己地里。”娄晓琪说，“但过去人与自然是1种融会的和谐状态，这个问题不突出。现在经济和城市的蛮横发展，打破了这类自然的融会。因此厕所问题是复杂的发展问题，是多层次的融会性问题，需要系统解决。”
因而可知，“厕所革命”不单纯是厕所建改与资金投入问题，它更是对人的尊重，对妇女、儿童和老人等弱势群体的关爱和时期文明发展等系统性问题的1部份。1座厕所的设立，触及到城市的管网计划问题，包括上下水工程，很多地方先天不足，却不想从根本上改变，由于他们还未将厕所建设作为新区建设的标配。
而1些已建起新式厕所的地方，却不重视管理，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，完全背背厕所运营“3分建设、7分管理”的原则，致使金玉其外败絮其中。在新技术利用上，我国厕所的整体水平依然比较落后，“节水厕所”等国外最新技术也未得到广泛利用。
曾为了看透厕所问题去读研、读博的娄晓琪，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。他认为，首先，观念上要重视，相干体系制度要设立，要具有前瞻性。各地应着力把厕所建设作为民生工程、惠民工程，将其纳入城市建设、城镇化、新农村建设等整体计划当中，作为新时期的文明工程，作为新建城区的重要指标。同时，重视厕所设计与城市计划的有机融会。其次，注意基础性，借助卫生城市、文明城市建设等平台，构成厕所建设和管理的高效、长效机制，其建设应与环境相适应，不可豪华，但不可简陋，以干净和与环境相匹配为基本准则。再次，厕所运营模式也能够有新探索，特别是在建设资金张罗等方面，应鼓励多元参与，既保证厕所的公益性质，又确保建设保护的可延续、长效化、机制化。
固然，“厕所革命”也是个技术活。我们还需紧跟时期潮流，不断创新技术，积极采取新技术、新材料来建设厕所，推行真正因地制宜、节能节水、可循环运转的新型厕所。
前世界首富比尔•盖茨的马桶计划或许是个很好的启示。2011年，盖茨基金会启动了他的“马桶重建计划”。这1计划面向全球约2.6亿没有下水道系统可用的人们，旨在通过技术升级，建设不用上下水，不用接电，建造、运作和保护总费用人均逐日几美分的马桶，以提供低廉、卫生、可延续的如厕服务。
30年后的今天，“厕所革命”依然在路上，向着城乡更偏僻、更分散、更底层的角落挺进。
中国厕所简史
距今5千年的西安半坡村氏族部落遗址里发现的1个土坑，被视作中国厕所的起源。
周朝，厕所被称为“井溷”。“溷”原专指猪圈，至秦汉则兼猪圈与厕所两重含义。
古时对厕所的重视，起于秦汉，盛于唐宋。
秦汉时，厕所分蹲、坐两式，辨别男女，并有隔断。汉朝尤其重视隐私和使用的方便，并增加了透风设计。唐代专设“司厕”的官员。进入宋代，汴梁等大都市的公厕已具行业性质，有专人管理。清嘉庆年间出现了收费公厕。
新中国成立早期，全国上下建厕所、管粪便、除4害。
上世纪80年代，以准备亚运会为契机，中国拉开“厕所革命”序幕。主要从卫生防病角度入手，以改变厕所“数量少、环境差”的现状为目的。
90年代，在厕所质量上的要求不断提高，公厕的配套设施不断完善。
新世纪，厕所的设计吸引了愈来愈多的关注。材料环保、节能节水的理念开始成为共鸣。“厕所革命”被各省市纳入旅游发展计划，成为提升城市形象的重要举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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